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战胜无数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爬雪山，过草地，挫败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体现了无与伦比的英雄气概，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英雄业绩。这一伟大壮举最初见诸报刊和书籍，受到全球的关注，与上海有着密切关系。

　　长征被西方学者称为“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和“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最早向世界宣传这一伟大壮举的是陈云。

　　1934年10月，陈云随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经过突破乌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艰险历程，进入四川泸定县城。1935年5月31日晚，在这里召开中央负责人会议，决定由陈云作为中央代表，前往上海领导恢复白区党的组织，设法与共产国际联络并报告长征及遵义会议的情况。6月上旬，红军攻占四川天全后，陈云化装离开了部队。

　　1935年7月上中旬，陈云几经周折抵达黄浦江畔，用自己在中央特科工作时的化名“李介生”，登记投宿上海新永安街（今新永安路）永安旅馆。由于在1934年6月后上海中央局连续遭到三次严重破坏，难以取得联系，陈云便打电话给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章乃器，从而找到地下党员章秋阳（章乃器的弟弟）。章秋阳公开身份为上海东方信托储蓄公司高级职员，曾与陈云一起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展革命活动，他把陈云接到自己家里，即上海霞飞路尚贤坊（今淮海中路358弄）21号，继而又转移至上海北山西路（今山西北路）老泰安里和北京路（今北京东路）一家钢铁商店楼上（后通过以前中央特科的关系，又暂住别处）。7月下旬，章秋阳找到潘渭年（潘汉年的堂弟），通过他联系上在香港的潘汉年，使陈云能如期与潘汉年在沪见面，商量下一步行动计划。不料，上海临时中央局又遭到严重破坏，愈演愈烈。

　　陈云逗留申城期间，努力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并认真准备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与此同时，长征途中的许多难忘情景一直浮现于眼前，他情不自禁地挑灯夜战奋笔疾书，形成了《随军西行见闻录》部分书稿。

　　在8月上旬，章秋阳与上海临时中央局机关工作人员杨之华（瞿秋白的妻子）、何实嗣（何叔衡的女儿）取得联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获悉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遂请陈云等赴苏联。不久，在宋庆龄的帮助下，陈云等顺利登船离沪，至海参崴换乘火车，于9月上旬来到莫斯科。10月15日，他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作报告，详细介绍中央红军长征的经过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并指出：遵义会议“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担任领导”，使红军从此掌握了主动权；也总结“红军不断取得胜利的保证：（1）英雄主义精神和高明的领导。（2）党的正确领导。（3）正确对待群众和得到群众的支持”。这份报告被冠以《英勇的西征》标题，署名“施平”（系陈云在莫斯科所用化名‘史平’的谐音），于翌年春在共产国际主办的《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第1-2期合刊上发表。在世界革命阵营内，它是最早宣传长征的重要文献。

　　陈云还对从上海带去的长征书稿仔细整理，加以充实。1936年3月，署名“廉臣”（陈云化名）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在巴黎《全民月刊》（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办）发表并连载（同年7月，在莫斯科推出单行本）。为了便于传播，《随军西行见闻录》假托一个被俘的军医之口，生动记述中央红军从江西行进至四川天全、芦山，历时8个月、途经6个省的传奇经历，高度赞扬红军将士不畏艰险，浴血奋战，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另外，《随军西行见闻录》也有许多细节描写，如“赤军之所以能突破重围，不仅在于有军事力量，而且在于深得民心。即如赤军入湘南时，资兴、郴州、宜章一带，为昔年朱毛久经活动之区域，居民受共党之宣传甚深，故见赤军此次复来，沿途烧茶送水，招待赤军”。再如，“赤军之人枪由船渡金沙江，而同时亦将全军马匹渡过金沙江。渡船上本不许载马匹，但渡河时赤军想出方法，命马夫弃马鞍，拉住马口索坐于船尾，使马立河边上，船离岸时，岸上派人执鞭驱马，马即跟于船尾游泳过江。故赤军自豪，渡过金沙江，未掉一人一马，诚趣事也”。又如，“赤军军官之日常生活，真是与兵士同甘苦。上至总司令下至兵士，饮食一律平等。赤军军官所穿之衣服与兵士相同，故朱德有‘伙夫头’之称。不知者不识谁为军长谁为师长”。

　　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戳穿敌人制造的红军仅剩少数人在“逃窜”的谎言，使各国人民开始了解、朱德、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和红军的英勇事迹。1937年4月，《随军西行见闻录》被收入上海丁丑编译社在北平（今北京）出版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列于书后，附有红军长征路线图等）。此后，该书又陆续被以《从江西到四川行军记：八路军光荣的过去》（民生出版社，1937年11月）、《从东南到西北：红军长征时代的真实史料》（明月出版社，1938年1月）、《随军西行见闻录·第八路军红军时代长征史实》（上海生活出版社，1938年1月）、《长征两面写》（也收入斯诺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大文出版社，1939年1月）、《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49年6月）等书名在国内印行，还出现过手抄本。

　　陈云是红军长征的亲历者和重要决策者之一，由于语言通俗、描写细腻、故事生动，所以《随军西行见闻录》深深吸引广大读者。如在1937年11月，该书被以《从江西到四川行军记：八路军光荣的过去》名称印行时，“刊印前言”中说：“如今在市面上已经有二三种关于二万五千里行军的记录，可是我们觉得不够逼真，太零碎。本书是巴黎出版的一种比较写实的记载，我们认为在描写的态度与文字的通俗、连贯、有趣味方面，是极适合于大众阅读的”。1939年1月，被以《长征两面写》名称印行时，“卷头小言”中说：“《随军西行见闻录》，是一位被俘的军医，他被迫随着同部队在长途中跋涉，基于私人的观感，把沿途的经历加以描述，加以分析；如小说，如演义，亲切而有味”。正因如此，该书不断再版，流传颇广。

　　1931年9月，斯诺应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之约，拟撰写宋庆龄传略，为此请求她会见。宋庆龄安排“在静安寺路（即今南京西路）上的一家巧克力商店”，与他初次会面。斯诺曾回忆：“宋庆龄的教育，消除了我的一些无知”，“使我能够领悟到：中国人民能够彻底变革他们自己的国家，并且能够迅速地提高他们的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

　　当斯诺逐渐了解在中国西北黄土地上活跃着为世人称道的红军，看到了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走向光明之希望，他决心“拿一个外国人脑袋去冒一下险”，冲前往采访。1936年春，斯诺专程由北平来到上海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拜望宋庆龄，请求给予帮助。不久，宋庆龄通过上海地下党组织与陕北取得联系，并获得中央同意“邀请一位公道的外国记者和一名医生，到陕北去实地考察边区的情况，了解的抗日主张”的信息。她将此告诉美国医生马海德时，说：“我看你和斯诺一块儿去吧！”随后，宋庆龄安排刚从陕北返回的董健吾（党员）在西安护送两人赴陕北。此时，斯诺想到途中充满险阻，有过担忧，路易·艾黎的《对埃德加·斯诺的回忆片段》披露：“宋庆龄打消了他的疑虑，使他知道了这次旅行对于她所支持的和多少人为之牺牲的事业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1936年7月初至10月中旬，斯诺在陕北进行深入采访，成为第一位抵达红色苏区的外国记者，共做了16本笔记、拍了24个胶卷，大量文字和照片不仅是珍贵资料，也见证了这位美国记者从求真相到求真理的转变。他返回北平后，马上埋头写稿，随即将在保安（今志丹县）与他谈话的全文和对陕北的综述寄给了一些英文报刊。11月14日、21日，在沪出版的英文周刊《密勒氏评论报》分两期发表斯诺的《与领袖的会见》，还登载他所摄头戴红军八角帽的大幅照片。

　　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完稿；10月，该书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首次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红色政权的真实面貌，产生极大的震撼力，西方媒体曾评价：“此书对中国运动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是震惊世界的成就。”斯诺将该书赠给宋庆龄时，在扉页恭敬地写着：“送给勇敢的革命家庆龄，您是中国第一位鼓励我写作此书的人，而且是此书的第一位读者。”

　　图左图：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英文初版；右图：斯诺赠宋庆龄的《红星照耀中国》扉页题签

　　1938年2月，由人在沪发起创办的复社翻译出版该书，为了便于流传，将书名译成《西行漫记》。胡愈之曾回忆：“当时上海租界当局对中日战争宣告中立，要公开出版发行这本书是不可能的，在继续进行新的统治区，就更不必说了。但是得到斯诺本人的同意，漂泊在上海租界内的一群抗日救亡人士，在一部分地下党员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以‘复社’的名义，集体翻译、印刷、出版和发行这本书的中译本……”斯诺在序言中说：“这一本书出版之后，居然风行各国，与其说是由于这一本著作的风格和形式，倒不如说是由于这一本书的内容罢。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这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当年，在《西行漫记》的影响下，大批有志青年奔赴陕北或投身抗日战场。

　　1949年5月，《西行漫记》中关于长征方面的内容，由上海文孚出版社编为《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人民突围史实》（著者署名“史诺”）。

　　1937年8月1日，上海复旦大学文摘社出版的《文摘》第2卷第2期“卢沟桥抗战特辑”，登载《自传》（选译自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并发表记者任天马在陕北采写的《集体创作与丁玲》，其中著名作家丁玲这样说：“在这里可以比在外面更自由些，更有趣些，没有什么拘束。也许正是因为这里一切都不受拘束，集体创作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乃得写就了它的初稿。”这份印行逾1.6万份的文摘类月刊披露了第一部长征回忆录的编稿珍闻。

　　原来，斯诺赴陕北采访时，认为这是向外界宣传红军的好机会。因而，在1936年8月5日，他与总政治部副主任联名致函参加过长征的：“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做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在此号召下，大家纷纷开始挤出时间撰写回忆录。童小鹏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写道：“杨（尚昆）主任、陆（定一）部长又来要我们写长征的记载，据说是写一本《长征记》。用集体创作的办法来征集大家——长征英雄们的稿件，编成后由那洋人（按即斯诺）带出去印售。并云利用去募捐，购买飞机送我们，这真使我们高兴极了。”截至同年10月底，已征集到大量稿件，其中有董必武的《出发前》、杨成武的《突破天险的腊子口》、耿飈的《由临武至道州》、陆定一的《老山界》、萧华的《南渡乌江》、李一氓的《从金沙江到大渡河》、黄镇的《长征中的红五军团》、童小鹏的《残酷的轰炸》等200余篇文章，共50余万字。红军总政治部成立编辑委员会，准备编辑长征回忆录。

　　1936年11月，丁玲历尽艰辛由上海抵达陕北，便与成仿吾等一起负责编辑长征回忆录。《文摘》第2卷第2期“卢沟桥抗战特辑”登载的《集体创作与丁玲》，最早公开介绍这部长征回忆录的编辑过程：“起初由参加长征的人自由用片断的文字叙述长征中的史实，在几千篇短文中选出几百篇较佳的作品。由这几百篇作品加以淘汰只剩下百余篇佳作，再按历史的次序排列起来乃集合成了一部长篇巨著。这长篇巨著，经过丁玲、成仿吾等人加以剪裁后，始成为现在正式的初稿。”文中也谈到：“在丁玲的桌上也放着那样宽约一尺，长约一尺半，厚约二寸的一份……这稿子外面包着绿纸的封面，里面是用毛笔横行抄写的。在每行文字之间和上下空余的白纸上，已让丁玲细细地写上无数极小极小的字。据说，在另外的二十三本上，也同样的改得糊涂满纸了。”

　　长征回忆录的编辑工作，至1937年2月完成，共选定百余篇文章（按长征的时间空间顺序编排），以及《长征歌》等10首歌曲、《乌江战斗中的英雄》等两张英雄榜、《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所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等4张表格，有30余万字，装订成册，抄写多部，书名定为《二万五千里》；在春夏间，中央将一部《二万五千里》誊清稿本（分成3册，用线装订，绿色马兰纸作护封，上册225页，中册262页，下册252页，共739页；稿本中既有用圆珠笔抄写的，也有用复写纸誊印的，而且正文中出现不少用毛笔、红钢笔和铅笔修改的字迹）送到申城 （它最终归上海鲁迅纪念馆保管），拟正式出版。由于抗战全面爆发等原因，此计划暂被搁置；至1942年11月，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根据另一部誊清稿本付梓，书名改成《红军长征记》。1947年11月，冀南书店主要选编《红军长征记》的内容，出版“长征英雄集体执笔”的《二万五千里》。

　　2006年10月，上海鲁迅纪念馆保管的《二万五千里》誊清稿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按原样出版影印珍藏本，它既清晰展示了稿本原貌，也生动反映了红军将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英雄气概。诚如在《文摘》第2卷第2期“卢沟桥抗战特辑”刊出的《集体创作与丁玲》中，丁玲所说的那样：“这部东西自然有它的历史价值。无论如何，它一定会流传到全世界去的……”

　　在上海，共青团江苏省委主办的《少年真理报》最早宣传红军长征。该报每期油印千余份，不仅在团员青年中广为传阅，也“向着工厂、作坊、农村学校、兵营、店铺码头，特别在有斗争的地方……去推销”。1934年 11月 20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仅月余，该报就发表《远征军向湘粤桂挺进中》，报道长征初期中央红军在湘、粤等地的军事行动，并提及“各地劳苦民众皆结队欢迎”。1936年 2月至5月，赢博体育登录该报从第110期起分7次连载西屏的《中国红军的铁流》，生动记述中央红战赣、粤、湘、桂、黔、川等省的经过和重要战斗。此长篇报道，与差不多同时在《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发表的《英勇的西征》和在巴黎《全民月刊》连载的《随军西行见闻录》比对，不少内容描写接近、段落相似，两者显然有关联。为了进一步满足读者需要，该报于同年9月又推出申城第一种宣传长征的小册子《中国红军的铁流》，以手写体印刷，收入西屏的《红军的铁流》和李璜的《红军西征是怎么胜利的呢》。后一篇，反映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至1935年6月在四川懋功（今小金）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历程，并揭示红军取得胜利的秘密：“红军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他们严守纪律、帮助民众”“红军有的坚强领导”“广大的民众对红军的帮助与掩护”。另外，该报还对当局的谰言进行抨击，如刊出的《凯旋胜利了吗》揭露：“红军稍稍移动了一些地区之后，的宣传家便放出无数次的‘凯旋’‘胜利’的消息了，实际上还不是跟在我们那些勇敢善战的红军兄弟们的后面欢送红军进行伟大光荣的西征！”

　　1937年7月，上海人间书屋出版的文史半月刊《逸经》第33-34期，在“今代史料”专栏连载幽谷（即董健吾）的《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并登载全身军装的照片和“二万五千里西引经过路线图”（由江西瑞金县始至陕西吴起镇终），又刊出图片“红军在江西所发建设公债券”。此系董健吾根据在陕北了解的《二万五千里》书稿内容所编写，虽仅万字，却记述了长征全过程，时间、地点都交代得很清晰，对于红军的战略战术也有所探讨。为了能通过当局 “新闻检查”，董健吾将“长征记”写成“西引记”，而且对措辞语气进行一番伪装。此文首次在统治区公开出版的刊物上宣传红军长征，引起各界关注。相隔半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大型期刊《月报》（第1卷第7期）转载此文，并把标题改为《二万五千里西行记》。

　　抗战全面爆发后，申城陆续出现多种关于红军长征的书籍。1937年11月，上海光明书局印行黄峰编的《第八路军行军记·长征时代》（翌年1月再版），随着中国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编者认为没有长征便无全面抗战，遂以该书纪念长征和介绍陕甘宁边区，其中收入文章9篇，第一篇为幽谷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同年12月，上海大众出版社印行赵文华编著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第八路军红军时代史实·从江西到陕北》（同月再版）；上海救亡出版社印行救亡研究社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第八路军红军时代的史实》。1938年1月，上海黎明书局印行史诺（斯诺）著、汪衡译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内容来自著者在美国《亚细亚》（Asia）月刊分4期连载的《长征》(Long March)；3月，上海自由出版社印行史天行编的《二万五千里西行记》。

　　1938年夏，按照党的指示在沪从事革命文艺活动的阿英（钱杏邨），收到萧华从陕北辗转送来的20余幅反映红军长征历程的画稿照片，他仔细察看，深感它们画人个性传神，绘景简约生动，如那幅《林伯渠：夜行军中的老英雄》，描绘林伯渠用马灯为大家照夜路；《泸定桥》，描绘22位勇士冒着敌人猛烈火力攀缘铁索；《下雪山的喜悦》，则描绘一队红军从雪山上奔下来，领头的战士迈着大步，后续的战士也精神抖擞，表现出他们战胜雪山的喜悦之情。阿英顿时意识到，此为极有价值的红军原创作品，如将它们正式出版，就可向全世界证实：中国革命已出现曙光，抗战必定取得胜利。这时，阿英为了方便开展宣传工作，正在沪筹划创办风雨书屋，所以便加快进度。经过紧张的编辑和设计，风雨书屋于10月15日出版《西行漫画》。这本画册的封面，选用的是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的画像。当年，阿英在“题记”中动情地说：“当我从一位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手里，接到这一束生活漫画，而逐一看过的时候，我内心的喜悦和激动，真是任何样的语言文字，都不足以形容”，“我以为，在中国漫画界之有这一束作品出现，是如俄国诗坛之生长了普希金。俄国是有了普希金才有自己民族的文学，而中国，是有了这神话似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生活纪录画片，才有了自己的漫画”，“因此，这经过了悠久的旅程，而又从辽远的陕北带到南方来的一幅漫画，它将不仅要伴着那二万五千里长征历史的伟大的行程永恒存在，它的印行，也将使中国的漫画界，受到一个巨大的新的刺激，走向新的开展。它要成为漫画界划时代的纪念碑，分水岭”。《西行漫画》以铜版纸精印2000册，深受欢迎。与此同时，上海出版的《大美画报》（由赵家璧主编）也在第2卷第1期刊出部分漫画照片，并在“编辑的附言”中说：“西行漫画，得在本书出版前在本报先行发表，是我们认为一件很光荣的事情。这里所选七幅，可以说是全部作品中最精彩的代表作”，“证明用中国画法所作成的漫画，不但在技术上超越了洋画，并且葆有了中国国画中独有的风韵”。

　　在黑暗统治下，上海的媒体和出版机构冒着风险，最早公开、详细地向国内民众报道红军长征胜利消息，使人们看见了曙光。

　　回眸长征故事早期传播，上海之所以成为一个重要宣传阵地，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一、当年，上海“一市三治”（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各有管理机构），从而形成缝隙，便于开展革命活动和红色文化传播（如党组织的不少书刊均曾在租界出版），遂使长征宣传得以悄悄进行。二、上海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业的发源地和中心，大量非官办的报刊和出版机构活跃于黄浦江畔，其中不乏编辑人才云集、经济实力雄厚、发行渠道畅通者，遂使具有吸引力的长征故事既可通过红色报刊传播，也容易获得其他载体。三、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是与法国巴黎、英国伦敦、美国纽约齐名的国际化大都市，不仅党组织在申城开展工作，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也聚集于此，遂使长征故事受到多方面关注，在宣传上可做得更引人入胜。总之，上海是中国的诞生地，早期中央机关曾长期驻沪，红色基因深深融入这座城市的血脉。作为海派文化的发源地，这座城市凭借“海纳百川”的智慧和勇气，总能得风气之先，它成为《随军西行见闻录》的撰写地、《西行漫记》的翻译出版地、《西行漫画》的推出地和长征故事早期传播的“扩音器”绝非偶然。于是，长征精神在申城得到最初提炼并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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