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人写作”是近年来颇受关注的文学现象，它记录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真切感受，对劳动工作、劳动关系有了重新发现，使得文学跨越圈层贴近大众，唤起了普通人的创作兴趣。值得注意的是，“素人写作”不是发生在传统文学内部，而是发生在新媒体上，如同项静所提醒：“我们需要格外关注素人写作跨媒介传播背后的新媒体力量。”[1]本文聚焦于新媒体语境下“素人写作”发生的多重线索、跨媒介的传播方式、传播和再生产过程中的内核变异、媒介环境对于“素人写作”的影响等问题，以期呈现新媒体时代的文学新变。

　　“素人写作”不是由单一力量所推动的，它的发生可梳理为三条线索。第一条是非虚构平台的内容生产。近十年来，新媒体上涌现了众多非虚构创作平台，如“谷雨故事”“人间theLivings”“正午故事”“真实故事计划”“澎湃·镜相”“三明治”等，背后有商业网站、文化机构的支持。这些非虚构平台的内容分为两种：一种是围绕重大事件由特稿记者打造出的深度报道；另一种是征集普通人的作品，聚焦于个体的生命史和他们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非虚构平台有自己的APP、公众号，形成了一批相对稳定的阅读群体。读者一般生活在大城市、具有较高的学历，他们关心贫富差距、两性平等、教育、中产焦虑等公共性议题，对大时代背景下个体的命运有同情的理解，也愿意就某个社会热点展开讨论。

　　第二条是出版商的挖掘。近年来涌现出了许多“小而精”的出版品牌，它们在选题上更具灵活度，既能对内容“深耕细作”，也善于挖掘创作者自身的丰富性，进行一系列故事化的营销。例如原《新京报读书周刊》主编涂涂创立了“乐府文化”，着重策划民间乡土类选题、大量启用素人作者，最具代表性的出版物是杨本芬的“女性三部曲”。涂涂在天涯论坛读到一篇《乡间生死》的帖子后，凭借媒体人的敏感，当即决定出版这部作品。在出版过程中，涂涂用主人公的名字“秋园”作为书名，将之定位为普通人的时代叙事——“我写了……一位普通中国女性一生的故事，写了我们一家人如何像水中的浮木般随波逐流挣扎求生，也写了中南腹地那些乡间人物的生生死死……我知道自己写出的故事如同一滴水，最终将汇入人类历史的长河”[2]。这也引领了“素人写作”的另一波风潮：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关注普通人的生与死、爱与恨。

　　第三条是视频网站的推动。视频网站正越来越深地介入文学领域，不仅成为文学传播的重要平台，也孕育新的文学创作主体。快手上有超过60万人写诗，《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就是一本属于快手老铁的诗集，B站也将用户的诗歌整理出版为《不再努力成为另一个人：我在B站写诗》。借助视频网站，普通人的文学梦想和创作行为被看见，一些人也由此成为作家。农妇韩仕梅2020年开始在快手上发表诗歌、与诗友对诗，经过一系列传播，她受邀在联合国妇女署纪念活动上进行演讲，命运从此被改变。

　　视频网站也正成为文学活动的新阵地。今日头条、抖音不光积极参与“世界读书日”、邀请作家走进直播间、打造综艺节目《我在岛屿读书》，还制作了微纪录片“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聚焦普通人的创作生活，选择跟拍的王计兵、范雨素、黑桃、陈慧正是“素人作家”的代表。视频网站把神秘、私人的文学创作变得公开、公共、可视化。

　　“素人写作”并非诞生于传统文学生产机制，而是由非虚构平台、出版品牌、视频网站三股外部力量共同推动，具有纸本文学、新媒体文学、影像视频的复合形态。推动这股写作潮流的背后也有着更为实际的考虑。在影视版权业陷入寒冬以及新闻写作者是否拥有版权遭到质疑后，非虚构平台对特稿的投入不再那么狂热，转而挖掘普通创作者，鼓励用户以自我为中心生产原创内容，然后编辑在大量投稿中挖掘有潜力的作者进行选题策划、作品打磨、深度开发、版权代理，王计兵《赶时间的人》就是由“真实故事计划”代理。小型出版机构深知无法与大出版社争夺一线作者，转而挖掘新鲜血液，从作者本身携带的话题性入手进行营销、帮他们打造鲜明的人设。视频网站对于文学内容的投入则出于经营策略的考虑，一方面国家鼓励和扶持优质的文学生产，另一方面文学相较其他内容而言，所携带的意识形态风险较小，对于文学内容的传播也提升了网站的文化品位、凸显了平台的社会责任感，是一种稳妥的选择。

　　除了这三条线索，“素人写作”的发生还经由一批文化人、媒体人推动，与近年来新媒体上弥漫的一股“社会学热”相关联。

　　北京大学教授张慧瑜2014年起就以志愿者身份为“皮村文学小组”授课，后将文学小组的作品结集为《劳动者的星辰》出版。2016年，时任“界面·正午”编辑的淡豹来皮村采访，看到了《皮村文学》上范雨素的作品，鼓励她投稿，后来经由淡豹、郭玉洁编辑的《我是范雨素》火遍全网。菜场作家陈慧的作品是被作家沈春儿发现并推荐给当地文联的，周慧的作品经由著名翻译家黄灿然编选、推荐。在微博上贴出王计兵诗歌的陈朝华是资深媒体人，也是一名诗人，《我的母亲做保洁》作者张小满过去是一名特稿记者。杨本芬的二女儿章红曾是《少年文艺》主编、自己也是一名儿童文学作家，是她将母亲的文字录入电脑并取名《妈妈的回忆录》，在天涯论坛连载。秀英奶奶的儿子吕永林是上海大学文学院的副教授，儿媳芮东莉是国内最早的自然笔记倡导者，他们以家庭写作工坊形式帮助母亲创作。

　　这些推动者不光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媒介素养，像淡豹、张慧瑜还有着专业的人类学、社会学、新闻学背景，他们通过文学介入社会现场，把“素人写作”当成田野观察的对象。比如张慧瑜更愿意称素人写作者为“新工人作家”，将他们的创作放置在20世纪中国形成的人民文艺的传统中考察，认为这些渗透着劳动者尊严感和包容态度的文学表达也是一种社会实践。[3]淡豹的人类学背景让她对“人”本身更加敏感，关注人的个体遭遇和所处的社会联结，也关心性别与阶级，范雨素由此进入了她的视野。

　　作为劳动者的自我表达，“素人写作”还关联着新媒体上持续弥漫的一股社会学热。这种社会学热一是借助社会学视角批判性地审视日常生活，比如批判平台规则对外卖员的压抑；二是对“附近”的重新发现，赢博体育从关心身边的陌生人入手，重新建构自己和周边、社会的关系。“素人写作”把两种方式结合在了一起，对人们所关切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文学化的表达，既满足于对“附近陌生人”“具体而微世界”的重新发现，又呈现了现代劳动环境中被异化的生命体验，以及主体突破异化的种种尝试，暴露出当下社会的结构性冲突。“素人写作”还引发诸多话题讨论，如打工者如何更好地接受人文教育、无产阶级的文化建构等，这使得对它的阅读不再停留在情感层面，而变得具有现实关怀和反思精神，提升了“文学阅读”之于认识社会的意义，因此受到知识阶层的青睐。

　　随着《我是范雨素》等作品的出圈，“素人写作”引发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媒体在“素人写作”的传播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不光扩大了文学的传播量级、将受众面从知识阶层扩展到普通人，还生成了一个个“素人写作”的“副文本”，影响着大众的接受。在跨媒介传播中，“素人写作”的内核也不断发生着变异。

　　新闻媒体对文学的介绍不再是选载内容、发表书评，而是通过撰写人物报道，呈现创作者的生活状态和复杂心理，探寻他们走向创作的原因。这些报道将个人生命史、日常生活、文学生活、文学文本较为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新闻媒体关于“素人写作”的报道采用了图文结合的形式，传播平台也从纸质媒体转移到新媒体。题图选用写作者身着职业服装的照片，突出外卖员、快递员、保洁等鲜明的身份特征。然后展现他们工作、生活的标志性场景，如农田、菜市场、快递分拣站、保洁间等。最具代表性的场景莫过于杨本芬的厨房，厨房从一个日常生活空间变成了文学创作空间，她这么描写自己的创作环境：“厨房大概四平米,水池、灶台和冰箱占据了大部分空间,再也放不下一张桌子。我坐在一张矮凳上,以另一张略高的凳子为桌,在一叠方格稿纸上开始动笔写我们一家人的故事。”[4]郭冰茹指出“厨房”是杨本芬从事文学创作的起点，不仅是她实现写作的具体空间，也决定了她作为一个写作者的主题选择和叙事风格。厨房连接着日常生计的一日三餐、柴米油盐，厨房中的劳作与为了维持生计的种种辛劳相互指涉。厨房中一边做饭一边写作的状态，直接影响了作者对叙述过程中语言、节奏和调性的把握。同时厨房作为女性主要的活动场所，也暗合了女性“主内”的传统性别规范。[5]厨房不光被赋予了文学的意义，还容纳着性别、生活、劳动等诸多面向。《人物》杂志敏锐捕捉到了这点，发表了《外婆在厨房写作》，后来几乎所有媒体都采用相同的思路，以“厨房作家”指代杨本芬，展现八旬老人把饭桌当作书桌的特殊生命状态。

　　新闻报道中穿插的大量图片不断加深着一种反差感：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职业反差，厨房、菜市场和书房的创作环境反差，飞奔在路上和安坐在书桌前的生活节奏反差，由反差锻造出一种新的身份——“厨房作家”“菜贩作家”“快递诗人”“农妇诗人”，前面是一个基层劳动职业，后面是高雅的创作者，相悖的两者拼贴在一起形成标题，让读者不免产生好奇：他们如何一面扛起生活的重负一面编织精彩的故事？这进而勾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在具体行文中，新闻报道也有着固定的套路。以对范雨素、王计兵的报道为例，第一部分是记录素人创作者过去的艰难岁月，比如关于范雨素的报道会频繁引用那句“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然后带出她辗转、忙碌的生活：“20岁，范雨素忍受不了乡下的枯燥日子，离家北漂，然而在北京混的并不如愿，便‘草草把自己嫁了’。结婚期间经历家暴，她带着两个女儿仓皇离家，独自生活。”[6]

　　王计兵的报道也同样如此：“挖沙、摆地摊、做木匠、拾荒、开租书店，他什么工作都认真干过，但最窘迫的时候，连房租都交不起。王计兵记得，21岁时跟着父亲到家乡附近捞沙，长时间泡水，手脚被粗劣的沙子拉出血，但一天只能赚9块钱。”[7]

　　王计兵55岁，来昆山二十年。最初踩着五十块的二手三轮车捡废品、摆地摊，攒钱开了家租书店，一年多就因为无证经营关门。一直到2005年，他和妻子开了一家百货店，之后十年，他们买房落脚、开了如今更大的商店，但很快又遇到疫情。

　　前几年，他的右手小指在拆铁皮的时候被割断了肌腱，因为小诊所治疗不专业，如今僵硬弯曲，无法再伸直。他苦中取乐，身体就像从此多了一个钩子，用来悬挂小物件：“那些滚烫或冰凉的外卖/时常挂在钩子上/让我看上去更像是一面行走的墙。”[8]

　　育儿嫂工作繁琐，一晚可能只睡两小时。范雨素很落力，曾经被照看的孩子视为干妈。奇特的状况也容易列举：她被检查过行李，“官二代”雇主看到里面有书颇为惊奇；随雇主去其亲戚家吃饭，主人递上一次性筷子。她还因为遭殴打而起诉雇主，官司耗时耗力、兴师动众，最终不了了之。[9]

　　第三部分是展现文学如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帮他们从沉郁中解脱出来，获得精神上的自由，让生活不再枯燥、乏味。文学还维系着他们的尊严、带来战胜现实的勇气。

　　和童年一样，只有阅读能够暂时纾解她的心情。狭窄的出租屋里，三个书柜里都是书，从废品站和潘家园市场淘来的旧书，一块五到三块钱一斤。她还买了“微信读书”的会员，每个月19元，可以下载几百本书……如果说童年的阅读为她打开了通往外面的窗口，如今的阅读则是她抵抗外界的一种工具。[10]

　　即便在没成名的那段日子里，他也一直能感受到，文学让自己变成了一个好人。写作、发表的作品带来的内心力量特别强大，会瞬间擦去王计兵的所有不适。[11]

　　在洗碗工、地摊小贩、育儿嫂之外，北京的范雨素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写作者……因为不想被人认出是育儿嫂范雨素，她不愿意再去需要登记个人信息的家政公司或者App抢活儿，只在一个小时工群里，偶尔接些私活儿，每小时只有30元。不做零工也不写作的时候，她有时在家，大声朗诵古诗或者自己写的诗歌，读到热泪盈眶；有时出门，听着音乐，去皮村隔壁的温榆河走一走。[12]

　　从昔日掐分掐点地送货，到如今忙碌于一场又一场的文学活动，王计兵的生活在短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告诉我，“前几天还有人在老家的群里，直接@我，攻击我。他们用语音说了我两个多小时。主要攻击的点，就说我写的什么都不是。叫我不要继续炒作自己了。一点价值也没有。我说勤能补拙，我写得多。他们说我写得越多，垃圾越多，他们说我占据了太多资源”。[13]

　　这些新闻报道从“为何创作？”到“生活如何影响创作？”，再到“创作给生活带来什么改变？”，有着完整的起承转合，把创作者生活与所创作内容结合在一起，细致描绘他们每一步心路历程，笔触冷峻、着眼于细微之处，本身也可以看作是一篇非虚构作品。在文字报道的基础上，新闻媒体进一步将其转化为微纪录片，借助视频传播。这些“副文本”已经成为当下文学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媒体也围绕“素人写作”生产了大量内容，一种是渲染底层群体通过文学创作跨越阶级、改变命运的传奇经历，另一种是把文学创作当成摆脱人生困境的解决方案。自媒体注重的是“创作”这一行为，而非作品本身。

　　个人自媒体通常会起一个吸引眼球的标题，如《一个70后农民工竟写出100W+的文章，范雨素是谁？活着不仅为吃饭》《58岁北漂女工，在女厕3㎡管道间画画，称要养活自己的灵魂》《60后北漂清洁工大妈的双面人生：白天扫厕所，晚上就拿起画笔画画》，更夸张的有《84岁素人作家：60年婚姻有性无爱，丈夫不出轨无家暴，却被精神凌虐》《2021年河南农妇登联合国演讲，归国后全网劝她离婚，离了吗？》等。相较新闻媒体，自媒体的文章淡化了素人写作者的主体性，而是用“农民工”“北漂”“农妇”进行指代，强化他们的底层身份，通过把他们的处境极端化来凸显他们从事创作的传奇性。和新闻报道冷峻、客观的叙述口吻不同，自媒体充满了“当没有太阳照耀的时候，她让自己成为太阳，温暖自己，也照耀他人”般的抒情。最终落脚于人应该努力改变命运：“这也告诉我们，无论活到了什么年纪，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心中那份理想的权利，无论何时，都不可轻易下定论断。”

　　大型自媒体拥有专门的撰稿人，他们在综合新闻报道和文学文本基础上进行“原创”，以社会热点切入，最终指向城乡差异、性别、阶级等尖锐话题。如“十点读书”的文章《中国式婚姻里，一个女人无爱的60年》，把杨本芬创作的原因引向“婚姻中女性主体性得不到尊重”这一预设好的结论。

　　她从没想过要出书，写作只是为了解答内心的疑惑：这六十年的婚姻——大家眼中的钻石婚——的确也是固若金汤的婚姻，为什么她和他都没能获得幸福？

　　她曾是卑微的妻子，一辈子盼着获得丈夫的疼惜和温情。可她现在不盼望了。在“今天脱了鞋，不知明天穿不穿”的年岁，她觉得时间好宝贵。

　　她要抓紧时间，把脑子里的故事都写下来。这是她能为自己做的，最好的一件事。

　　文章精准地指向中国夫妻关系里存在着的无法沟通却又不能分开的普遍问题，杨本芬化身为中国千千万万“不被看见的妻子”的代表。

　　和那个年代绝大多数的中国女性一样，杨本芬还没来得及想清楚结婚是怎么回事，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入婚姻，和一个只见过几面的男人结为夫妻。

　　原来，他比她大7岁；原来，他有肺结核，不能干重活；原来，他是一个对外人热情，对妻子冷漠的人。

　　刚结婚时，吕仍习惯于单身生活，每时每刻都离不开他的工作、同事。每周日只在晚饭后才回家坐上一回（会）儿。

　　章医生即使知道自己错了，也不会认错，更不会劝慰人，唯一的方法就是赶紧走人，在医院住几天再回来，留她一人在家里哭得肝肠寸断。[14]

　　在文章里，杨本芬的真实生活和《我本芬芳》里的情节交织在一起，让人分不清是现实还是虚构，只是不断渲染着女性在婚姻里的痛苦。作者对于素材的主观剪裁使文章只存在一种声音，不给其他当事人说话的机会，无论作品里的“吕”还是现实中的“章医生”都是沉默的，连杨本芬的声音也经过了作者的加工，充满主观色彩。和新闻报道为求真实而描写大量细节不同，自媒体为达到一种熟悉、亲切的效果，多是轮廓描写，通过放大人物感受、渲染痛苦经历来引起人们的同情。

　　官方媒体也对“素人写作”充满热情，把他们塑造成一种人生典范，借此弘扬一种向上的精神风貌。官方报道不光通过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也通过各级政务新媒体传播，采用纪录片、短视频、文字等多种形式。素人写作者不是出现在文化节目而是新闻节目里，央视新闻频道《24小时·遇见你》节目跟拍王计兵的文学活动与外卖工作，报道分为“圆梦！爱写诗的‘外卖大叔’出版诗集”“从初二辍学到发表诗歌，写作之路崎岖坎坷”“用情感驱动文字，用诗歌记录生活”“以诗融化生活积雪，以爱赋予生命春天”四部分。节目对王计兵的文学生活进行了“美化”，他的苦难经历被淡化，枯燥重复的体力劳动反而成了灵感的来源，家人的不支持变成相互理解，文学从苦闷情绪的宣泄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解说词这样诗情画意地描绘王计兵的生活：“诗意地奔跑在接单送单的路上。如果人是一株的植物，诗歌就是竖起的棚架，为生命提供向上的力量。正如王计兵的一句诗：生活给了我多少积雪，我就能遇到多少春天。”

　　再后来，“素人作家”被当作“中国梦”的代表。王计兵出现在江苏卫视跨年晚会现场，朗诵了一首《幸福是袅袅的炊烟》：

　　在这里他显然成了“新时代奋斗者”。2024年网络春晚，在《生活倒影》的歌声里，王计兵、韩仕梅、曹会双身着各自职业服装、奋笔疾书充当背景，中间每个人念了几句诗作。当音乐结尾“风轻轻拂过半山腰/春天时刻万物苏醒了/云轻轻盖过他头崖/悲伤过去迎来朝阳/他终于笑了 他终于笑了/他笑得好看”，镜头依次切到三位诗人脸上，他们脸上洋溢着笑容，给人一种苦尽甘来之感。此刻“素人”的形象被征用成一个不懈奋斗、用文学礼赞美好生活的闪亮符号。

　　对于不从事基层劳动的创作者，官方报道也显示出差异性。同样是《24小时·遇见你》栏目，以“灶台作家，耄耋芬芳”为题对杨本芬进行报道，把她创作的起点归为对母亲的思念，“不把妈妈记下来，她就消失了”，淡化她的人生经历和情感痛楚，而突出她勤于阅读的品质，“对她来说，日子很苦，但是有书就行”“在被子里，拿手电筒照着看，没有打过瞌睡，天亮了我都不知道。这个需要和生存一样，那么苦，我还是喜欢读书”。报道的下半部分是杨本芬如何把“终身读书”理念贯穿在对下一代的培养中，三个女儿都因为爱读书收获了美好人生。主题定位在阅读可以战胜苦难、热爱阅读的良好家风在一代代人身上传承，完全偏离了作品的原意。

　　“素人写作”获得热度后，大众文化产业迅速介入，一是把它变成“我在XX做XX”的套路生产，二是进行跨媒介转化。《我在北京送快递》即将被改编为电视剧，剧情变成了应届毕业生胡安在北京一家大企业实习，转正之际由于缺乏职场经验惨遭开除，他迫于无奈入职快递站暂度难关，从最初难以适应大学生和快递员的身份落差，到后来奋勇向前、迎接挑战。《逆行人生》被称为电影版的“我在上海送外卖”，徐峥饰演的互联网高管因意气用事赋闲在家，面对生活重负，他不得不担起作为一家之主的责任，选择进入外卖行业重新出发，让看似“逆行”的人生重回轨道。这些影片虽聚焦于快递员、外卖员群体，但更像是精英阶层对底层生活的体验性尝试，实际想要解决的还是青年迷茫和中年危机问题，使真正的基层劳动者变为陪衬。

　　在一系列跨媒介传播、转化中，“素人写作”的内核不断发生着变异，已不单纯是劳动者通过自我书写来呈现社会逻辑、突破异化状态的文化实践。新闻媒体将“素人写作”当作一种社会现象，突出的是基层劳动者的艰难处境以及他们如何通过写作找寻自我。官方媒体把“素人写作”看作是普通人实现梦想的榜样，凸显文学、阅读对人们生活的积极影响，弘扬一种向上的精神力量。自媒体借“素人写作”的成功，鼓励人们改变命运，并由写作者的经历勾连社会热点。大众文化产业则对“素人写作”批量复制，借用“底层”外壳打造人生反转的“爽剧”。

　　“素人写作”在新媒体上有着很高的热度，它也体现着新媒体的媒介特性：众声喧哗、平等表达、建立联系，每个人都可以发出声音、描述生命体验、与更广泛的人相遇。

　　同时，新媒体的环境也影响着“素人写作”的发展和大众接受。新媒体时代，文学不再孤立存在，而是和其他媒介共存并相互影响。“素人写作”和素人短视频共同成为中国基层群体表达自我意识、呈现主体性的渠道。以普通人生活为表现对象的短视频，为“素人写作”的接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两者具有相似性，比如创作者并不善于长篇的、结构性的经营，也缺乏华丽的辞藻和炫目的技巧，更善于用三言两语勾勒一个故事、描述一幅画面。黑桃《我在上海开出租》以一个出租车司机的视角记录每一段行程和每一位乘客，出租车是一个既移动又固定的空间，加上乘坐时间有限，每个故事不会太过复杂，作者讲述时留出想象的余地，就很像一个具有文学性的短视频。

　　“素人写作”和素人短视频也存在一种“竞争”关系，这是新媒体时代文学与影像的一次正面碰撞。相较短视频，“素人写作”更富生活质感，里面充满大量鲜活的细节。读者通过《我的母亲做保洁》，发现保洁工作竟如此繁琐。

　　装置台的栏杆上还有三条抹布，黄色、蓝色和棕色，分别用来擦拭马桶、洗手台镜面及地板。[15]

　　作者详细罗列了保洁员工作所需要的四十余种工具和每样工具的用途，还有复杂的劳动流程和可能遇到的问题，带给读者最直观的感受，也唤起他们对平时忽略的细节的注意，挖掘出保洁员群体被遮蔽的日常。

　　相较而言，短视频只能对当下某个片段进行展示，“素人写作”可以对于个体成长、生活经历进行长时段的回溯，呈现一段完整的生命历程。文学讲述不光使得个体的生命世界更加丰盈，还通过将宏大叙事与自身感受相结合的方式，反映社会变迁，以及时代变化对个体选择和身份认同的影响。[16]

　　“素人写作”不像短视频一样充满脸谱化的人物，每个人都有着广袤的精神世界和所信奉的道德准则。虽然也遭遇欠薪、工伤、不公正等社会问题，但他们不会以极端的方式处理，更多采用一种精神抗争的方式，这种精神一是坚韧、不服输的精神，二是冷静、幽默、消解的精神。相较短视频，“素人写作”有着更为复杂的情感表达，不回避仇恨、鄙夷等负面情绪：“我在手机备忘录里记下了他的姓名、电话和地址。我当时非常愤怒，事实上我气炸了；可是为了这份工作，我只能暂时忍气吞声。我想等我离职不干后，一定要上门找他算账。君子报仇十年不晚。”[17]但人物依然维持着一种珍贵的尊严，在信奉丛林法则的当代社会里，呈现出了一种久违的道德感。[18]

　　“素人写作”里还充满着各种复杂的人物关系。《我是范雨素》里介绍了母亲、大哥哥、小哥哥、大姐姐、小姐姐不同的生活轨迹和对作者的影响。《豆子芝麻茶》深情回忆杨本芬与母亲、哥哥一起经历的往事，以及两位至亲离世之际的锥心之痛。陈慧、黑桃记录了在菜市场、出租车遇到的各色人等。写作者被编织在各种关系网中，所涉及的关系包括：与亲友的关系、与同事的关系、与雇主的关系、与陌生人的关系，其中与雇主、顾客的关系在过去的书写中较为缺乏。这之中不全是温情，也充满着鄙视和压迫，尤其是同为底层人之间的相互算计更让人触目惊心，《走过一片海》《我的母亲做保洁》都描绘了狭小的保洁间也充满各种复杂的权力关系。由于源自亲身经历，素人写作者对这些关系的表达更加真实，在对于关系纠葛所造成的细腻情感捕捉中，文学也比短视频更具有优势，可以让读者咀嚼其中的微妙，并产生共鸣。在与他人的交往中，素人写作者常能做到换位思考，尝试站在对方的角度理解不同选择。他们与陌生人的关系更令人动容，范雨素“在北京的街头，拥抱每一个身体有残疾的流浪者；拥抱每一个精神有问题的病患者”[19]。这种对于关系的书写既是对新媒体时代虚拟关系的冲破，也是对纯文学创作里回避处理人物关系、刻意造成人与人分离状态的矫正。

　　新媒体时代，人们对于文学有了新的接受方式——先对渲染的作者经历产生好奇，再被他们的作品和情感打动，颠倒了过去从作品到作家的接受顺序。但在这个过程中，新媒体的力量有时会过于强大，以至影响到人们的接受。

　　比如对“何为素人？”的理解就出现了偏差，“素人”从原指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对文学充满爱好的普通人（但拥有十年一线临床经验、擅长医疗题材的“第七夜”、记录地铁警察工作的马拓等人却不被归为这个群体），变成了专指底层劳动者。即便在“素人”内部也有更细致的划分，矿工陈年喜、女工邬霞是后来被追认到这个序列里的，被大众认可的素人写作者主要是指在大城市从事快递、保洁、外卖员、家政等体力劳动的一群人。

　　新媒体的标签化特征也会造成对他们创作内容的选择性接受。传播中更突出他们换了19份工作、被困在计时系统里、被雇主刁难、亲人遭遇不幸的经历，使读者认为他们的作品也是描摹苦难，一旦他们展开天马行空的文学想象反而不被接受。范雨素凭借自传体散文《我是范雨素》走红，但她第一部作品《久别重逢》却是对历史与现实的浩瀚想象，里面很多情节充满了魔幻色彩，中间还夹杂了虫洞、量子纠缠、光子、四维空间等物理知识和乡村的迷信巫术，宏大的叙事架构使她从现实世界里的“被压迫者”变成了文学世界里的“创世者”，可读者反应并不那么热烈，他们想看到的仍是一个育儿嫂的遭遇。

　　还有对于写作者文学追求的忽略。胡安焉的“写作者”身份先于“快递员”存在，他一直对文艺有兴趣，曾担任“黑蓝文学网”版主，拥有一种精英的文学眼光。王计兵在出书之前已经有了二十几年的创作经历，创作了五千多首诗歌并拿过诗歌奖。范雨素六七岁就开始喜欢文学，对纯文学作家如数家珍。陈年喜有着丰富的阅读谱系，马尔克斯、路遥、史铁生、刘震云都是对他影响较大的作家。黑桃的本行是编辑，高中时就创作了两三万字的中篇小说。这些“素人作家”具有远高于普通人的文学素养和创作积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更是非常熟悉，“他们的创作内在于当代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和表达方式”[20]，对于职业标签的过度强调，反而遮蔽了他们创作的文学性。

　　“素人写作”自身也存在缺乏可持续性的问题，写作者基本是用几十年的人生经验来完成一部作品，一旦生活经验被用尽后，繁忙的工作又无法补充新的资源，他们的创作就会陷入停滞。同时由于教育程度的限制，他们看待世界的角度还是从自身出发，无法深入思考社会结构性的问题，写作内容更多指向生活的繁琐、苦闷，他们在当代经济建设中所发挥的实际作用、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却被这些细节淹没。

　　素人写作者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2023年陈慧跟随一对养蜂夫妇从江南跨越到东北，记录蜂农的生活，自己成为一个陪伴者和参与者，并创作新书《去有花的地方》。陈年喜新作《人间旅馆》讲述他在外打工多年住过的旅馆的故事，以旅馆为中心写出来来往往一群人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状态。王计兵工作之余采访了100余位外卖员，倾听他们的故事。同为基层劳动者，他们在语言层面可以更好地沟通，对彼此经历有更深刻的共情。胡安焉则选择从自身入手，《我比世界晚熟》充满了深刻的自我剖析，坦诚20年更换19份工作，更多是因为敏感内向、道德洁癖、社交恐惧、过度内耗的性格使然，《生活在低处》追溯童年成长经历和原生家庭对他性格造成的影响，这些不断深入的反躬自省提供了一代青年珍贵的思想文献。

　　“素人写作”借助新媒体平台和一系列跨媒介传播，帮业余写作者拓展了被看见的渠道、打破了封闭的传播圈层，鼓励更多人书写自我。它的发生有三条线索：非虚构平台的内容生产、出版品牌的发掘、视频网站对文学内容的投入，并由一批精英文化人进行推动。作为劳动者的一种自我表达，它正好关联了互联网上弥漫的社会学热，能引发人们的思考和话题讨论，具有很强的开放性。

　　经过新闻媒体、官方媒体、自媒体的传播，“素人写作”抵达广大读者，然后迅速被文化产业批量复制、转化，变成一种流行的大众文化生产。在跨媒介传播过程中，“素人写作”概念不断被各方征用，内核也发生明显变异，从劳动者通过自我讲述来对社会结构进行反思的文化实践变成人生逆袭的“爽剧”，从个人化、微观化的生命样本变成整齐划一、宏大的“中国故事”，从多元的主体表达变成批量复制的文化生产，从可以引发严肃的话题讨论变成单纯的共情和怜悯。“素人写作”在跨媒介传播过程中还生成了一个个“副文本”，影响着人们对作品的接受，人们先了解创作者的生存状态和创作理由再去阅读作品，颠倒了过去从作品到作家的接受顺序。

　　作为发生在新媒体上的文学现象，媒介环境也影响着“素人写作”的发展，比如它具有短视频的特点，但又凸显着文学叙事之所长，比如新媒体会刻意贴上底层标签让网友对他们进行苦难想象、忽视其文学性。“素人写作”自身也存在缺乏可持续性等问题，需要加以解决。

　　不论怎样，“素人写作”有着重要意义，它是对于“附近”陌生人的发现、是对于基层劳动生活的真实呈现、是对于微观生命史的照亮和对于普通人文学梦想的鼓励。它拉近不同阶层人之间的距离、重建交集，更带出了“生产与生活之关系、阶级的平等与尊严、个人与共同体的连带、书写的权力与文化的普及”[21]等重要命题。它借助新媒体所取得的成功，为当代文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但如何在变动不居的新媒体语境里稳固住“素人写作”最初的内核，让文学所带来的震撼性效果持久地延续下去，启发人们进一步思考，“素人写作”在惊艳亮相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启动项目“新媒体时代的文学新变”（项目编号：2022YQNQD001）的阶段性成果。

　　[1][20] 项静：《自述与众声：非虚构文学中的素人写作——以范雨素和陈年喜为例》，《学术月刊》2023年第5期。

　　[2][4] 杨本芬：《自序·厨房里的写作》，《秋园》，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版，第Ⅲ页、Ⅰ页。

　　[3] 张慧瑜：《劳动者在书写：新工人文学小组的非虚构实践》，《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2期。

　　[5] 郭冰茹：《空间书写与个人生活史的建构——读杨本芬〈秋园〉系列》，《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年第1期。

　　[6][7][11] 滕三水：《农民工写书，看哭大半个中国》，“南风窗”微信公众号，2024年3月12日。

　　[8] 张锐：《赶时间的诗人：送了十五万公里外卖，他写下四千多首诗》，“南方周末”微信公众号，2023年3月25日。

　　[9] 宋宇：《喝苦咖啡的范雨素》，《南方周末》网站，2023年4月19日，赢博体育。

　　[10][12] 王珊、印柏同：《范雨素的真实与不真实》，《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第22期。

　　[13] 沈轶伦：《外卖员王计兵写诗：“是苦日子里的一颗糖”》，上观新闻网站，2024年5月25日，。

　　[14] 灯灯：《中国式婚姻里，一个女人无爱的60 年》，“十点读书”微信公众号，2023年2月10日。

　　[15]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光启书局2023年版，第180-181页。

　　[16] 参见严飞：《与项飙对话：附近，一个社会学视角》，《悬浮：异乡人的都市生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17]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湖南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103页。

　　[18] 淡豹：《关于范雨素的手记》，“正午故事”微信公众号，2017年4月26日。

　　[19] 范雨素：《我是范雨素》，《久别重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17页。

　　[21] 康凌：《分化世界中的劳动者：脑体分工与当代中国的打工题材非虚构——以〈词典：南方工业生活〉〈无尘车间〉〈我的母亲做保洁〉等文本为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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